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苍溪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苍溪县审计局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对苏区时期的苍溪红色金融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探寻金融体系建设苍溪血脉，启迪新时期金融审计工作。

一、苏维埃时期苍溪的革命历史

苍溪位于四川盆地北缘、秦巴山脉南麓、嘉陵江中游，幅员2330平方公里，辖31个乡镇464个村（社区），户籍人口76万，其中农业人口64万。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是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也是共和国主席李先念骨灰撒放地。1954年3月10日，四川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省人民政府）正式确认苍溪整县为老革命根据地之一。

1933年1月到1935年5月，苍溪2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起县苏维埃政权1个，区苏维埃14个，乡、村苏维埃634个。红军自1933年6月15日进入苍溪，全县28万人口中，有3万多儿女参加红军；赤区的群众几乎人人支前参战，有2.16万多群众献出生命。参加红军的苍溪儿女中，罗青长、任荣、吴忠、杨大易、苏毅然等5人成长为中共中央委员，任荣、杨大易、吴忠、李开湘、李明、樊学文、赵承丰、伍国仲等8人成长为共和国将军，仅统计在册的红军烈士和英雄就有7000余人。

1934年2月至8月，红军“紧缩阵地”暂时撤离苍溪期间，和1935年5月红军全部撤出苍溪后，老区人民陷入反动派疯狂反扑的血雨腥风之中。川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秉承蒋介石及军阀刘湘“清共剿赤、肃清残匪”的旨意，极力拼凑“清乡队”“还乡团”“侦缉队”，颁发“搜剿”令，对红军伤员、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及其家属进行大搜捕、大劫掠、大烧杀。据资料记载，被刽子手残害致死的有上千人。

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苍期间，苍溪人民捐送粮食664万斤、肥猪230头、衣被鞋帽57万件、木船300多只。1934年12月，在第三次川陕省苏维埃大会上，苍溪被评为拥军、作战、扩红、支前模范县。

红军转战苍溪的岁月里，全县进行过大小100多次战斗，留下了200多处战斗遗址、数十件各级馆藏革命文物，256条、1000多幅红军标语。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遗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苍溪红军渡

二、苍溪红色金融简况

红军进入苍溪以前，在国民党川军统治下的川北山区苍溪，金融秩序十分紊乱，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受高利贷盘剥普遍很深，穷人负债很重，生活极度艰苦。

位于江西瑞金叶坪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红四方面军1932年12月进入川陕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3月1日发布了《经济政策》(草案)，统一规定了苏维埃工农银行信贷、货币和金融管理等方面的政策。1933年2月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布《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其中规定“省财政委员会、工农银行，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利和无息贷款，帮助合作社的发展”。

（一）工农银行的设置

按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工农银行是苏维埃的政府银行，也是川陕苏维埃金融组织的中心。川陕省工农银行总行设于通江县城外南关。行长郑义斋兼任财委会主任级供给部部长。随后苏区各县都设立了工农银行分行，由川陕省工农银行直接管理。

1933年7月上旬，川陕省苍溪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内设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内务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劳工委员会、粮食委员会、革命法庭、保卫局、交通局、火药局、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文昌、石马、龙山、白庙、岳东、东溪、新观、元坝、玉六、三川、东岳、马桑、老观等14个区苏维埃，95个乡苏维埃，539个村苏维埃，面积为2398平方公里，人口288931人。参加各级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干部3000余人，其中妇女约600人。

为保障苏维埃政权的专政与日常运行，苍溪县工农银行分行也应运而生，接受川陕省工农银行和县苏维埃政府下设的财政委员会直接管理，其办公场所设在苍溪县文昌场，设有货币兑换所、会计室、保管室等机构，配备专人。主要开展发行、兑换，为红军保管缴来的金条、银锭、烟土等业务。当时苍溪县苏维埃工农银行分行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没收地主豪绅的浮财，川陕省工农银行也给予少量的铺底金。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苍溪县分行旧址所在地苍溪县文昌宫

作为工农银行分行在区苏维埃政权的延伸机构，苍溪县一些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场镇，都成立有信用合作社，它是劳动人民集股经营信贷业务的组织，通过储蓄，借贷调节资金、解决农民生产上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资金入股参加信用合作社的农民，经乡苏维埃政府批准，可给予无息贷款。苍溪县素有养猪的习惯，出售后既可换取别的急需物资，又可为农业生产造肥。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一直抓得很紧，曾一再要求各区苏维埃政府低息贷款购买小猪和母猪交农民饲养，以增加收入，促进农副业的发展。还有药材、油桐等也是全县的重要的经济作物，要求广为栽种，缺少资金的要发给低息或无息贷款，保证及时解决困难，达到增收的目的。

（二）苏区的币制

苍溪苏区市场原流通各种旧币。红四方面军进入苍溪后，由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制造苏区统一的流通货币，由川陕省工农银行统发行。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颁发苏区银行(营业条例》中规定:“苏维埃区域行使的货币，或苏维埃工农银行的‘洋钞’，一切商人不得拒绝使用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货币。”并在《革命法庭条例草案》中规定:“破坏银行信用，拒绝使用工农银行所出洋钞纸票”，都属于“反革命的罪犯”，要予以严惩。立法保护，获得了民众对苏币的拥护信任。一九三四年夏季之后，苏币在流通中即占了主导地位。苏币种类分纸币、布币、铜币、银币。纸币面额分一串、三串、一元三种；布币分二串，三串、五串、十串四种；银币只有一元的一种；铜元有大二百文、小二百文、五百文三种。此外，为适应向白区购销商品需要流通货币，川陕省工农银行仿造了少量川版、袁大头银元用于对外流通。当时的各种苏区货币兑换率为：一枚一元的银元可兑三十一串苏币，一串苏币可兑大二百文的五个铜元(三个铜元可买两斤鲜面)。除工农银行外，经济公社也开展货币兑换业务。苏区造的银元、铜元成色很好，虽因制作技术关系而稍显粗糙，但得到群众的信赖，其兑换率也超过了川币。苏币发行以后，政府明令白区伪币一概不得在苏区流通。

由于经济公社、经济分社，在苏区经济领域里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私人商业纷纷营业、积极经营，畅通了商业经营和对外贸易渠道，充分发挥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经济组织的职能作用和经济公社的主导作用，流通活跃、币制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安定，结束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金融不稳、市场繁乱、物价飞涨、流通膨胀、货币贬值、劳苦大众深受高利贷盘剥的痛苦状况。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生产发展，生活不断改善。工农兵群众用到自己的货币，积极把物资运到经济公社出售，得到货币十分喜悦。当时的物价比较稳定，“土布一角扯一尺，一升米可换盐五两;米卖一吊二三百钱一升。”

1935年5月，川陕省苍溪县苏维埃工农银行苍溪分行随红军转战撤离苍溪，踏上长征之路。苍溪工农群众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疯狂反扑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以保卫来之不易的苏维埃政权，数以千记的共产党员、工农群众献出了生命，涌现出了“一件钱衣”（后述）“一个银元”等无数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

三、苍溪红色金融实物调查

从在苍溪建立苏维埃政权到离开苍溪开始漫漫长征，红军在苍溪活动三年多的时间，遗留下大批的红色革命文物。目前苍溪已知存留的苏区金融文物（实物），主要以苏维埃货币形式为主，共有以下几类：

（一）铜币：均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1934年发行的铜币。

1.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1934年发行面额200文铜币，共4枚。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1934年发行的面额二百文铜币

2.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1934年发行面额500文铜币。共1枚。

（二）布币：均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1933年发行的布币。

1.面额三串布币，共1436张。

2.面额二串布币，共28张。

3.面额一串布币，共2张。

（三）纸币：包括1933年和1934年两个年份发行的纸币。

1.1934年发行面额三串纸币，共2张。

2.1933年发行面额一串纸币，共17张。

（四）一件钱衣服。这件奇特的红军革命文物（也可称为红色金融文物）收藏于苍溪县文物管理中心。它是一件衣服的形状，由40张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1933年发行的布币连缀而成。是当地的一位老百姓把红军留下的40张布币视为珍宝，爱如生命，悄悄熬了7个夜晚，把这些布币连成衣服样式，缝在自己一件旧夹衣内，一年四季都贴身穿着，一直巧妙地珍藏着。解放后，捧出“钱衣服”，从夹层内取出40张完好无损的布币，请求人民政府替她退还给红军。这一感人的革命故事，自此成为苏区人民誓死保卫红色金融，红色金融在战火的洗礼中顽强发展壮大的一个经典缩影。

苍溪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的红军革命文物“钱衣裳”

四、红色金融精神对新时代金融建设的启示

在革命战争年代，金融体系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强有力的工具，它在支持革命战争，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支持合作社运动，巩固苏维埃政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金融更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今天，要走好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发展之路，就必须回望历史，从革命先驱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创立红色金融的艰苦历程中汲取精神养料，涵养战略智慧，不忘初心，行稳致远。

镌刻于苍溪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广场的十六字红军精神，永远激励着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者

第一，必须时刻高举旗帜，永远牢记初心。红色金融的历史，无不折射着我党光辉的历史。金融历史的演进，一直伴随着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难困苦，走向伟大胜利的波澜壮阔的历程。近百年来，党对金融事业的坚强领导，面对危机的智谋善断，始终把包括金融在内的一切事业发展引领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今，人民金融事业已经从“马背上的银行”建成了世界金融大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尤其不能忘记政治本色，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和拥护党的领导，时刻牢记初心，勇于担当使命，坚定前行。

第二，必须严格遵循规律，坚持与时俱进。规律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从1932年2月1日红色中央银行诞生开始，红色金融一直都是在摸索中发展，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与时俱进不断壮大。据历史记载，中央银行成立初期，业务人员还不知如何着手记账。有一次，首任银行行长毛泽民发现了前线缴获现洋的包封纸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如获至宝，组织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在后来的金融建设中，构建金融体系，建立货币制度，支持红色财政等都是遵循金融规律，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所取得的必然成果。今天当金融领域发展是站立在前人积累的坚实经验基础上，仍然必须牢牢把握时代要求，遵循金融规律，做到金融调控体系、机构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环境体系的“五位一体”和谐互促，与时俱进。

第三，必须直面一切困难，智勇开展斗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红色根据地银行在战火中成长壮大。从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下的金融机构开始，打击粉碎封建土地制度下的高利贷剥削，到驱逐劣币、禁用外币等，无不充满了有形的和无形的巨大斗争。在今天的和平年代，金融事业的发展仍然要求我们以时代的眼光，冷静研判可能出现的危机和挑战，密切关注、勇于应对、解决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不畅、金融与房地产循环不畅和金融体系内部循环不畅等一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传染性，破坏性的问题，巩固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

第四，必须心系人民福祉，躬身为民服务。苏维埃政府的工农银行是工农劳苦大众的银行，今天的金融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这与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始终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根本性质是一致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以解决农民资本缺乏问题”，“限制”旧式金融对农民的“高利盘剥”等金融主张；建立苏维埃政府成立工农银行后，发行统一货币，化解了通货膨胀，积极对老百姓推广“无息信贷”，发展了工农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1935年3月红军撤离苍溪苏区时，仍不忘记最大范围开展回兑苏币，避免了盘剥劳苦老百姓的利益。历史雄辩地证明：红色金融犹如一条红色纽带，牢牢地连接着党群、军民与干群，构成了这种情同血肉、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